一个伤残的90后退伍军人的坎坷命运

【一】

姚山是我的发小，比我大几岁。他脑袋上有三个旋，在我们那里，这被当做是脾气极倔的象征。

从我家的后窗往外望，可以看见姚山家的房子，在零几年的浙江农村，木制框架的老房子已经很少见。

此前每次经过那幢房子，我都会加快步伐跑过去。姚山的母亲有羊癫疯，这在村里不是秘密，尽管没什么人见过她发病。每次家里的小孩胡闹，大人总会说：“你再闹，就让疯婆过来把你抓走吃掉。”

但这些东西并没有影响我和姚山的友谊。与我的瘦弱胆小不同，姚山强壮且好斗。同村的小孩喊他“疯婆子家的小棺材”，这个词很长，不上口，小孩子一般不说这样的词。

喊出这些词的小孩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。姚山擅长打架，像一头横冲直撞的牛犊。时间长了，没人再敢当面那样喊他。除了我，他没别的朋友，话极少，板着脸时让人不敢靠近。我甚至没想到他会帮我教训那些欺负我的小孩。

我第一次去姚山家，他的家里有些冷清。他父亲每天一早就出门劳作，家里只有姚山母亲一人。她坐在椅子上，看着我们微笑，安安静静的，脸色有些泛白。

当我们沉浸在打弹珠的乐趣中，忽然，椅子倒地，空荡的屋子里发出一声巨响。

姚山一下子从地上弹起来，跑向在地上抽搐的女人。姚山的妈妈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躺在地上，像僵尸片里抖动的棺材板，她的手指扭曲变形，涎水从嘴角甩出来，喉咙发出奇怪的声响。

姚山把布腰带解下来，塞进他妈妈绷紧的嘴巴里，动作娴熟。被惊吓到的我一口气逃回自己的房间，锁上门，还不忘大口喘气。

那之后，姚山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上学。我忍不住在后窗喊他，他从门口出来，面色憔悴。

我问他怎么不来上学，他说要照顾妈妈，接着又说妈妈只是病了，不会吃小孩也不是疯子。说完，十一岁的少年眼眶泛红。

因为贫穷，姚山的母亲没有得到好的治疗。那次以后，她发病的次数有增无减。为了防止她在家咬断自己的舌头，姚山的母亲随他父亲一起下地干活。一旦发病，姚山就要缺课回家照顾她。

姚山从未在我面前有过怨言，还努力寻找各种各样的偏方。他固执地认为，只要是疾病，总有痊愈的可能。

【二】

2010年，姚山18岁，读高二。一场大雨冲垮了他家的老屋顶，腐朽断裂的椽子把正在三楼堵漏的姚山父母双双砸死。

出殡的那个清晨，队伍沿着廿里河往罗汉山走。姚山没有哭，他穿着白色罩衫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。

“豆腐饭”（江浙民间的丧葬宴席）结束，女人们留下来清理善后，男人们叼着烟闲谈，四散开去各自回家。

姚山坐在门口断裂的椽子上，吸完最后一根香烟，说：“房子要修一下。”

但三天的丧葬已经几乎耗尽了一个贫穷家庭的全部积蓄。

姚山用油布把家具一件件封好，除了几件衣物随棺材一起下葬，其余的都在门口烧了起来。不完全燃烧产生的浓烟引来邻居的不快，我有些担心火爆脾气的他会与人发生争执。但姚山只是拿起边上的大锅盖，盖灭了火盆里微弱的火光。

我问：“你不生气吗？”

他说：“这只是个形式，没必要较真……父母在天有灵，知道我给他们烧了衣服就够了。”

房子成了危房，不宜久居。头七过后，姚山被叔叔接去河对岸的家里。他婶婶对此颇有怨言，家里已有两个游手好闲的儿子，忽然又多了张吃饭的嘴。姚山的到来成为了这个家庭不可调和的矛盾。

姚山曾试图融入其中，一整个暑假都在喂猪、晒谷、放游水（一种捕鱼的方式）。有时候挑两里地去市场卖鱼，不舍得坐车，赚来的钱大部分都交给了他婶婶。

那段时间，姚山的两个堂哥想买车。得知姚山手里有他父亲留下的一笔钱，婶婶便试图说服姚山拿出来资助两个哥哥。但姚山拒绝了。

那天他婶婶的声音一直从河对岸传来：“看你领回来的白眼狼，没良心……”姚山的叔叔木讷老实，坐在一旁不敢言语。

因为这件事，姚山婶婶的不满从暗地里搬上台面，姚山把猪食倒多了这样的小事，她也能从家门前骂到河埠头。后来，几乎整个村子的妇女都在背后闲言碎语，说姚山是个忘恩负义、好吃懒做的人。姚山听到了也不争辩，只是默默走开。

那段时间，姚山常常跑回来，在没有屋顶的老房子门口坐一下午。直到他婶婶的咒骂声从河对岸传来，他才拍拍屁股起身离开，留下一地烟头。

有一天，姚山忽然来找我，说他要去当兵，已经验上了，去西藏。在他看来，自己的成绩不可能考上大学，当兵或许是个不错的出路。

出发的那个清晨，他在桥上等了好一会儿，叔叔家的灯也没有亮起来。

“当两年兵给不少钱，”他递给我一根香烟，“差不多够修房子。”

“当兵就为了这？”

“是，也不全是。”姚山猛吸了一口烟，“我不想就这么把日子过下去。”

送姚山走到村口，我站在原地。

他走远了。

【三】

姚山入伍的第三年，村口的告示牌上忽然贴出一张喜报，上面写着：姚山同志因表现突出，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。右下角是姚山所在连队的党委章。

那天姚山给我打来电话，问我喜报送到了没，声音有些沙哑虚弱。那通电话是他两年来话最多的一次。

在部队里，姚山话少，有韧劲，新兵第二年就成为连里的代理副班长。刚当兵时，总吃不饱，战友们会分给他很多家里寄来的零食和特产，尽管他从来收不到包裹。新兵时训练受伤，姚山不能下地走动，连长亲自打饭送到营房里。

生平第一次，姚山觉得自己不必遭受异样的目光，在撑不下去时，身边还有人一起互相鼓励。他有了家的感觉。

最后，他说：“一个二等功能在退伍时给我一份工作。”

喜报上的大红花变成黄色，最后变成了白色。冬天来临前，姚山退伍了。

那天我在车站等他，他从公交车上下来，又黑又壮。只是右边的袖管被风一吹，飘荡而去。他躲过我错愕的眼神，说：“走，去河边坐坐。”

两根烟抽完，姚山才开口。

事故发生那天，部队沿着藏区公路急行军，山上滚滚落石，来不及躲。他下意识地把身边的战友护在身下，右手大臂因此被砸烂。医护兵简单包扎后，连长背着他在海拔数千米的山路上跑了好久，才拦下一辆军车。

姚山捡回一条命，但没能保住右臂。

连长问他想延长服役吗，姚山尽管不舍，还是选择了退伍。他说断了只手，留在部队浪费资源不好。

比起那些没回来的战友，姚山自认是幸运的。作为残疾军人退伍，国家还会安排工作。这次回来，修房子的事情，他不想再拖了。他想有个家。

尽管姚山说得轻松，但工作安排起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。

当时还没有退伍军人事务部的概念，退役军人在地方政府部门眼里更像一个烫手山芋，谁也不乐意接。姚山是残疾军人，国家有法律强制规定，民政局才表示会安排他进城管编制。

姚山说起工作时，难掩心中喜悦，能进体制内，也算是个铁饭碗。

可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，他的岗位被人顶替了。

工作人员表示需要一段时间的考察，才能确认姚山能否胜任岗位工作，在此之前，只能签临时的劳务合同。姚山申诉过，得到的答复却是，他残疾。

“临时工就临时工吧，总能转正的。”姚山虽然无奈，但也不乏期待。

我感觉姚山变了，他不再习惯于用拳头解决事情，他开始接受。“民政局的说法也不无道理，我自己去找，可能连保安的工作都找不到。” 他说。

至于是谁顶替了他，姚山没有深究。那个人后来成了姚山的顶头上级。

姚山在县城工作，有时周末休息会回来住一两天。他叔叔一家自从他退伍回来后变得很客气，他们知道姚山被分配进了政府单位，村里的人开始说着“以后有事可要找你们阿山帮忙”的话，让他们觉得有面子。

姚山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我抱怨工作太忙，修房子的事又要耽搁下去；城管的工作一点都不好做，但凡有点冲突，舆论总是站在违规者那头。

但那些日子，姚山的脸上始终带着笑意。

【四】

后来有段时间，姚山一直没回来，电话也打不通。流言倒是像风一样迅速刮遍整个村庄。

有人说姚山在城里斗殴被抓了，有人说姚山把人打成了重伤，最具体的一种说法是姚山把拒不上交谋生工具的摊贩打断了腿，用的还是折叠马扎。

日复一日的生活使人变得麻木，无论是在田间还是在河埠头，人们遇上都要对流言碎嘴几句。姚山的婶婶也在其中，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控诉姚山，说早就知道侄子是这样的人，当初还是收养了他。得到妇女们的安慰，她才满意地走开。

终于，姚山回来了。

他坐在家门口那根三年前断裂的椽子上，转头看见我，眼泪就落了下来。

他的上级殴打商贩致人腿骨骨折，遭到举报。上头下来调查，却把他顶了上去。事发时姚山曾试图阻止，却被警告不要多管闲事。现场近乎失控，姚山迫于无奈，制服了打人的上级，“我把他绞晕了，他醒来说要弄死我。”

后来姚山才知道，上级是队长的儿子，调查组来的那一天，存有视频资料的DV莫名其妙进水坏掉。所有人都将矛头指向了姚山，包括那个被打断腿的商贩。因为没有实质性的证据，事情最终不了了之。

只不过城管队不久就解除了姚山的临时合同。

姚山苦笑，“我递交的情况说明被退回来时，封口都没拆。”他也报了案，可派出所根本不受理这种没有凭据的案件。

他说：“我不理解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。”

第二天，姚山就走了。

此后的两年多，姚山没再回过村子，关于他的事情渐渐平息，人们的生活恢复如常，谁也不关心他去了哪里。

直到16年的冬天，听说我在县消防中队，姚山的工程队正好在附近有项目，他给我打了个电话。我们坐在城乡结合部的饭馆喝酒，天气阴沉湿冷，大团大团的云在天空胀着，像是憋了一场大雪。

姚山说，他要回家了。

这两年，他换过不少工作，但都因为残疾没能干下去。有一回做保安，还被业主投诉损坏形象。现在干的活，他也只能拿普通工人一半的工钱。

他时常梦见父母和救他一命的连长，醒来时，告诉自己要好好活下去。

在工地的小卖铺里，常常去买烟的姚山认识了售货员陈垚。每次姚山到店里，陈垚总会多给姚山塞一些吃的，久而久之，两人相熟了。15年春节，姚山没回村子，惊讶地发现陈垚也还留在店里。一问，才知道陈垚也是没有家的人。

他们就这样在一起了。

姚山对我说：“我决定带阿垚回村子，把家修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