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奈的农村留守儿童

故事时间：1988-2018

故事地点：湖南某个小山村

故事来源：本故事根据真实故事改编，故事中的人物均为化名。

【一】

我的家在湖南的一个村子，是一个跟贵州交界的地方。

村里的青壮年常年外出，做些小生意，一辆车，夫妻二人，出去贩卖图书、洗衣粉，或者去贵州云南那边的村子上门推销货物。我、杨建和何军三个都是留守儿童，我们的三个的父母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外出做生意去了。

我和杨建很早就没了爷爷奶奶。何军跟着他奶奶过，我和杨建常去他家蹭饭吃。老人头疼脑热不能做饭了，我们三个就去山上或者田里找吃的。

夏天的时候我们下河捉鱼捉虾，冬天的时候我们就上山逮野兔子抓麻雀。然而，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一无所获得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几个实在饿坏了，就把家里喂猪的猪食里的红薯拿出来吃了。

我们三人中，何军是年纪最小的，虽然他年纪小，但却是最壮实的一个，也是最聪明的一个。

下河洗澡何军永远冲在最前头，上山下河抓野味总是下手最快。背乘法口诀，我和杨建要背上一个星期才勉强记住，何军不用两个小时就记住了。我每天天没亮就起床学习，上课的时候也很认真，何军整天吊儿郎当，考试的成绩却和我差不多。

那时候我想，何军长大了，一定会比我优秀得多。

何军平时并不爱学习，寒假期末考试之前一段时间却很用功，每回寒假期末考，他在班上都是名列前茅。因为每年年底的时候，爸妈才会回家，他想用自己的好成绩来讨爸妈的欢心。

一到冬天，天气干冷，村里人喜欢靠喝酒来御寒，这也成了村里人的习惯，村子里家家到过年的时候都会自己做烧酒。但酒喝多了，会有酒瘾。何军的父亲是村里最能喝烧酒的人，他膀大腰圆，嗓门大，脾气也大，喝酒的时候总是让人想起《水浒传》里的鲁智深。

何军八岁那年，快春节了，我们在田边烤红薯吃。用石头搭起的简易灶台，三人聚在火堆之前，一脸馋相。到饭点了，有人远远地喊何军回家，那人是他大爹。

红薯快烤熟了，何军恋恋不舍地盯着火堆里的红薯，并没有回应大爹。大爹喊了几声后，声音开始变得急切起来，何军有点气恼，但还是挪着步子走回家了。

再次见到何军，已是半个多月后，他的头上缠着白布条，看起来挺拉风，我和杨建吵着要他摘下来让我们戴戴。最后还是我抢到了，把白布条缠在自己头上。回家后，姑姑急忙把我头上的白布条扯了下来，说家里死了人才戴这个。

之后再去何军家的时候，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吃饭永远赶不上正点。他大爹开始对他大呼小叫，有时候喝醉了酒，还会大喊着让我们滚回家去。只有何军的奶奶，每次还会让我们拿些板栗再回家。何军的大爹种了一大片板栗树，那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何军父亲在外贩卖水果，晚上天快黑了，车子坏在路上。他躺在车底修车，被路过的一辆大货车连车带人一起撞了，何军的父亲当场死亡。半个月后，何军的母亲回了贵州老家，再没回过湖南。

何军还是和我们在一起玩，但他看起来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到各回各家的时候，何军的脸色总有点不自然：“你们先回去，我去看看田那边还有什么东西。”

从前，尽管父母不在身边，我们的高兴也是有恃无恐。而何军父亲去世、母亲出走之后，他即便快乐，也没之前那么痛快了。

【二】

我和杨建每天放学后都回家都写作业，何军就用偷来的红薯去小卖部兑换“小霸王”游戏机的游戏时间，他的成绩变得越来越差。

有一次我劝何军写作业，他说：“我不想静下来，我就想让自己高兴。一静下来，就想到自己没爹没妈。”

升初中的时候，我和杨建的成绩还不错，进了镇中学的尖子班。何军两门功课不及格，只进了镇中学的普通班。要不是因为九年义务教育，何军连中学都上不了。好在镇中学来了一批刚毕业的大学生任教，老师们一个个朝气蓬勃，学生们也算振奋。

镇上读初中的男孩很多都会抽烟，我们三个偶尔聚在一起，抽一毛钱一根的“芙蓉”。何军长得很快，比我高出二十公分。他常跟别人打架，还欠学校食堂的钱，偷偷和小姑娘去录像厅……说话还会时不时冒出一句脏话。

我和杨建忙于应付月考、季考、期末考。在中规中矩的我们面前，何军身上总有着一种成熟的优越感。我和杨建觉得不适应，不像以前那样和他走得那么近。偶尔逢年过节的时候撞见了，他总是忙着帮大爹照顾板栗树。

初三快中考的时候，何军却退学了，跟着表哥去广州进了工厂。

辍学打工，在我们那个地方很常见，特别是那些留守儿童，这种现象非常普遍。我初一开学那年，班里有六十多个学生，每放一次寒暑假，开学就会少几个人。到了初三，我们班里只剩下四十多个学生。

家里人的说法是：“家里穷供不起。”“读书有个卵用，不如去打工进厂，管吃住还能挣钱。”

那时候，我也曾想过辍学去打工。是父亲一直坚持，让我不管怎么样都得继续读下去。

2008年，高二寒假，我再见到何军，他看起来已经像一个成熟的男人了。他的眼睛大大的，像他妈妈，身材像他爸。头发留得很长，外加略显单薄的皮夹克，衬衫敞开着露出胸脯，他古铜色的皮肤，比以前更黑了，说一口奇怪的普通话。

正是新年，何军在家里摆了酒，让我和杨建陪着喝。我们聊着这几年发生的事儿：杨建的初恋，我的成绩……更多的还是何军在外面的见闻，夜店、KTV什么的。何军时不时的嘲笑我们没见过世面，鼓励我们要多交女朋友。

那天，我和杨建只喝了几杯，何军一个人喝了不少，他喝酒很快，都是一口喝完，喝完后看着我们的酒杯说：“怎么，还养鱼啊？你们这样，以后在社会上是要吃亏的，喝酒一定要从气势上压住别人……”

“读书有什么用。你们看我现在，一个月能赚几千块。”他似乎一定要证明，自己现在的生活比正在读书的我们要好得多。

【三】

寒假结束前，我和杨建准备回学校，想向何军告别，但没见到他人。他大爹说：“不知道又跑哪家喝酒去了，天天喝个烂醉，喝死算卵。”

何军的大爹一直认为母亲偏爱弟弟，供其上学读书，又拿出私房钱给他出门做生意，而自己只能在家种板栗。何军的父亲过世后，他大爹对何军父亲的恨，渐渐地转移到了何军的身上，所以何军和大爹常发生争吵。

何军小时候没少挨大爹的打骂，这几年，何军大了，身板也壮实了，胆气也足，还跟大爹动过手，大爹现在拿他也没办法。知道这个，我和杨建还默默为何军高兴了好一阵子。

后来，我父亲在外面的生意慢慢好了起来，一家人搬去了城里。逢年过节的时候偶尔回老家，但我总是见不到何军，他总是忙着串酒局。有人送他一个外号，“烧酒三斤半，啤酒随便灌”。

何军的奶奶每次见到我，总会说：“牙仔，结婚该不，有对象不，你认识的妹崽多，给我家小军也介绍一个嘛。”

我嘴上敷衍着。在大学的社团里，也确实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学妹，可我从来没想起何军。

在我们那儿，儿孙的婚姻要由长辈来操持。何军的父母都不在了，这担子自然就落在了他奶奶身上。可她哪来的钱给孙子盖新房娶媳妇呢？

2012年10月，我接到杨建的电话，说何军没了。

“什么没了？没什么了？”我一开始还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。没了，在我们那就是死了。

我买了当天下午的车票，往老家赶，杨建也是。我一路上都在打电话给村里人询问何军的死因，大家要么支支吾吾不肯说，要么就说不知道。

我到老家县城时，已经晚上十点多，杨建在县城接我，递给我一根烟，缓缓地说：“人死了两个多月，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。”

向在派出所做辅警的同学打听后，我才慢慢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，也明白了知情人闭口不谈的原因。

何军是被自己的大爹杀死的。

【四】

每年九月、十月、十一月，是板栗成熟的时候。每年到了这几个月，何军都会被大爹叫回来采摘板栗，处理好后拿到市场上卖。

何军年纪小的时候，是免费的劳动力，管一顿饭就行了。后来，何军出门打工，板栗成熟的季节恰逢南方工厂里的旺季，何军不愿意回来帮忙。何军的大爹就拿母亲出气，不给老人好脸色看。何军从小跟着奶奶长大，跟老人非常亲近。听邻居说到这些事，到了板栗成熟的季节只能乖乖回来帮忙。

那年板栗收成好，卖的价格也不错。何军帮大爹忙了一个多月，临走前找大爹要工钱，大爹给了一千块钱，何军把这些钱全部给了奶奶。

第二天，大爹又从奶奶手里把钱拿走，还放话说：“我给你吃给你喝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。”何军知道这件事后，当着邻居的面，打了大爹一顿，又把钱要了回去给奶奶。

大爹咽不下这口气，于是伙同两个女婿摆下了酒席，说是要给何军赔个不是。实际上是想趁机灌醉他，打他一顿出一口气。

何军不想去，但又担心自己走后，大爹无处撒气，继续找奶奶的麻烦，只好带着一个朋友一同去赴宴。

那场五个人的酒局，何军从不推杯，来者不拒，一边喝还一边数落着大爹的不是。大爹一心想要把他灌醉，只是随口应承着。没想到，何军酒量太好，那点酒根本不能灌醉他。最后，大爹拿出提前在医院买好的医用酒精，兑水后装在酒瓶里。

何军以为大爹只是拿了一瓶高度酒，并没有太在意。喝完后，迷瞪着倒下了。

大爹和女婿见机行事，把何军带出家门，说是要谈谈心。何军的朋友不放心，一直远远跟在后面。

一行人来到了河边的大桥上，何军要小解，一边脱裤子一边嘟囔着数落大爹的不是。大爹站在后面，抑制不住怒气，一脚把他踹了下去。

大桥桥面距离河岸十来米高。何军摔下去以后，好像并没有大碍，还在桥下大声叫骂着。

三人开始有点慌了，想要下去把何军救上来。几人下了桥后，何军依旧不停地叫骂，醉酒的大爹又来气了，捡起河提边上的一块大石头砸向何军的脑袋。何军当场就没了气息。

大爹和他的两个女婿用石块将何军的尸体掩埋后，何军那个跟在后头的朋友才意识到事情不对，赶上前来。三人威胁他说：“如果事情败漏了，我们就说你也是同谋，一样要判刑。”何军的那位朋友退缩了。

半个月之后，雨季到来，河里慢慢涨水，有人去河边洗衣服，发现了何军已经腐烂的尸体。

【五】

派出所的认领告示贴满了大街小巷。驻村民警拿着告示给村书记看，村书记一眼就认出了是何军，或许这跟我们小时候常偷村书记家的红薯有关系。

那个做辅警的同学告诉我：“何军大爹的一个女婿看到了悬赏通告，还打电话举报他老丈人来着。他认为自己没有动手杀人，还想要悬赏奖金。结果何军的大爹被判了死刑，那个举报的女婿也作为同谋，同样被判了刑。”

我不敢去打听何军奶奶的消息，自己仅剩的儿子，杀死了唯一的孙子，她得有多伤心。

我一路读书，大学顺利毕业，杨建则在读博士。我们是同代人中走出来的幸存者。这中间有父母的努力，也自己的坚持，但更多的还是幸运。可我的朋友何军，他却没有这样的机会，他永远地走失在二十三岁。仿佛我们三个人一起烤红薯的那个下午，命运就已经安排好了。

最近一次回家，我陪着父亲去村里的幼儿园接小侄女放学，一到放学，幼儿园门口站着的都是爷爷奶奶。村子里早就没有年轻人了。

不过现在条件好一些了，曾经对我特别严厉的父亲，对孙女却是非常宠溺。一天要带她逛好几次小卖部，任由她整天抱着手机或平板电脑看动画片。现在村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小孩。

我所见到的大部分留守的90后，都走上了父母的老路，外出打工，把儿女留在村子里，这就像是一个逃脱不了的诅咒。下一代留守儿童，长大后会怎么样？我看着外甥女，就像当时看着何军一样，什么也做不了。

【故事完】

小编语：放下工作，养不起孩子，外出工作，给不了陪伴，这就是中国最无奈的现状，在中国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太高了，有了孩子之后感觉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活了。虽然我还没结婚生子，但是看到这样的现状，都有点恐婚恐育了，这也是中国现在大部分晚婚晚育的人的一个想法吧。